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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正的各个基地除了辽东外，几乎都是在海外，比如高丽、台湾、琉球、日本对马岛、耽罗岛等等。但在大明的国土内，还有一个地方也成为了李维正的基地，这就是蓬莱，蓬莱千户赖永国早在前年就秘密投靠了李维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李维正是他的老上司，他们关系很密切，但更重要是蓬莱的战略位置对辽东极为重要，它是辽东进入大明腹地的入口，所以李维正在受封辽东之初，便和赖永国达成了一种默契，蓬莱千户名义上是大明的千户所，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了辽东的军卫，李维正在蓬莱港部署了六千军队，完全扼住了渤海的进出口。

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原山东都指挥使叶升，但叶升不幸在冯傅案中被杀，而新都指挥使迟迟未能到任。这个秘密就被掩盖住了，这也是朱元璋炮制冯傅案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各地都指挥使皆被杀尽，有资历的军方高级将领也被杀光，所以当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竟找不到可以出任都指挥使的军队高官，不得已，在优先保证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等地的都指挥使由稍有经验的高级将领担任外，其余大部分行省的都指挥使都是暂由布政使这样的文官兼任。

同时，朱允炆为了握紧军权，他不再任命新的五军都督。这就使得五军都督府成了一个空衙，由兵部直接统领天下卫所，一切军权都归属兵部。

蓬莱所是独立千户所，他就和正常的军卫一样直属山东都指挥使，而然，这仅仅是一个名义，蓬莱千户所名义上属于朝廷，各种形式上的文书报表仍有上报下达，但实际上蓬莱所已经效忠了辽东，就算山东都指挥使来视察，他也无法出海去隐藏着真相的长山岛等岛屿上去探察。这并不是蓬莱所的特殊情况。事实上，在各藩国内的许多军卫都已仅仅只是名义上归辖于朝廷了。

这是朱元璋在发动冯傅案前始料不及的，应该说他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大明确实出现了蓝玉、李维正这样野心勃勃的割据军阀。可问题是该杀的人没杀，不该杀的却统统死了，而另一方面，朱元璋打算在办完冯傅案后，再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军队体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和权威，可偏偏他死了，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做便死了，把一片混乱留给了最没有资历和权威的孙子。

正是大明军队的一片混乱，使的朱允炆迟迟不敢削藩，也使得各个藩王找到了扩兵的机会，李维正也不例外，他在成功夺取蓬莱所后，目标又放在整个山东半岛上，也就是登州府全境，包括威海、成山、靖海、大嵩四卫，不过现在他还不能动，在朝廷和各藩王还没有撕破脸皮前，他不想成为一个吃螃蟹的人，只是暗中派人和以上四卫进行了联系。

李维正在蓬莱所呆了两天，便再次启程向京城而去，他虽然不是藩王，但也和藩王一样，采用了三千人的最高护卫，而不同的是，他另外又派出了一支水师队伍，十几艘军船，在海门一带的海面上等候着他。一旦朱允炆对自己动了杀机，他就将从海上撤离，他心里有数，朱允炆是不会背负上杀叔父的罪名。尤其他的叔父是来祭奠先皇，但对自己就不一样了，他就算杀了自己，天下人也不会说他什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但李维正也不愿意给朱允炆抓到把柄，他可是召自己进京祭奠先帝。和藩王们一样，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如果不来，他在政治上就彻底失败了，他就和蓝玉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他毅然决定进京，尽管他已推断在诸王聚会时朱允炆不会轻举妄动，但他还是做好了万全准备。一方面他给辽东留下了遗命，如果他回不来，不管是被杀还是被囚禁。辽东军队将立即拥护他的儿子为辽东王；另一方面他也在京城中做了周密的部署，他相信自己可以和朱允炆一搏，三千最精锐的辽东骑兵，秘密携带着最先进的武器。严密护卫着自己的主公向京城方向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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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京城内已是热闹非常。为迎接诸王进京，朱允炆特地下旨动员军民将京城进行了彻底的清扫。另外由太常卿黄子澄挂帅，全权负责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皇氏宗族的大聚会，这次聚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着大明的未来。

京城的热闹繁盛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次诸王聚会，早在三个月前新皇即位伊始，朝廷便放宽了许多限制民众的苛刻条文，比如对衣着服饰的放宽，新皇在即位半个月后便下旨宣布，服孝期间军民不得越规，七七孝满，除赤黄紫三色及品阶官服普通庶民不得随意衣着外，其余皆不加限制。这道旨意等于废除了朱元璋等级森严的衣着服饰规定，所以二月底时，整个京城都变得斑斓多姿，百姓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美的渴望一下子爆发出来，使得京城的各大服饰商铺变得异常生意火爆。

另外，新朝取消了税课局、河泊所等税收衙门，同时鼓励工商，放宽对商人的限制，取消了对他们带有歧视性的特殊衣着服饰，商贾子女可就地入学，科举考试皆同普通庶民，这些措施得到了商人们的普遍欢迎。不过这并不是让京城突然变得繁盛的原因，真是的原因是正月时，朱允炆针对洪武时期对江浙地区实行的掠夺性赋税歧视政策，做出了平均江浙税赋的决定，不仅是田赋，也包括了商税，这个政策的出台使得江浙地区的巨商大贾们深受鼓舞，纷纷携巨资进京抢占商机，仅仅两个月，京城的店面房租便翻了一番，正是这些有利于民生的种种措施使得京城空前的繁荣起来。

同时，为了给诸王聚会营造一种祥和团结的气氛，应天府又特地张灯结彩，家家门前挂上新桃新符，一派欢欣喜庆。当然，这只是民间的平和喜庆，而皇城和官衙内依然是肃穆庄严，保持着对元帝的哀悼，不让诸王挑出毛病。

尽管朝廷费心竭力营造祥和团结的气氛，但三月中旬后，随着吴、鲁、楚、湘等一批藩王进京，京城的气氛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的有一点紧张不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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