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正处于初唐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期间，伴随着乡试制度乃是国家扶持的官学盛行一时；乃至州县学官到国子监、太学的体系，成为科举进士的主要正途和优先录取所在。

等到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走向衰微，对于官学的投入逐渐不足而萎缩；于是各种背景馆塾、书院私学开始盛行起来填补了科举的空白。

然而到了晚唐动乱频频，就连这些私学也屡遭丧乱而难以维持下去；于是又轮到了这些士族门第古老渊源的家学开始重新占据了主流；不过这也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用后使历史教科书上的话说，庞勋、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和暴动，以不自觉的土地革命暴力，大大打击和遏制了晚唐以来严重土地兼并的趋势，而为五代十国的相对轻徭薄赋的时代奠定前提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在已经开始衰亡却顽强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世家门阀制度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扫荡和打击，屠杀了大量的郡望世族，因此以至于五代十国期间得以上位的统治者，大都是寒微庶族的出身背景。

当这些士族门阀在唐末五代蜂起的农民起义，以及后续动乱争战中被涤荡、破灭一空之后，这些古老悠久的知识传承也为之陪葬进了历史垃圾堆中。

因此待到有宋一代重新平定天下大部，得以在诸多学问、经验的丧乱和失传当中，重新崛起来的士大夫阶层，相应的学术成色和政务能力就要差上许多了。

乃至重新兴起魏晋耻于俗务的空谈风嘲，或又是只会挑毛病不会解决问题的所谓清流风范，并以此为时尚和榜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本周淮安以为自己的在岭南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各种直接或是间接社会改造的折腾，砍着砍着已经把这些家伙收拾的差不多了；但没有想到领兵去了关中一趟之后，又有这么多余孽冒出来。

而他们不得不从蛰伏状态下主动冒出来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根据最新的《考成法》补充条令，他们再不想法体现出自身价值的话，以后就真的再没有出头的机会了。

要是其他势力发布的政令或许还有商榷和讨还之余。但是太平军治下所发布的政令不多，但每件几乎都是用不折不扣的尸体和血粼粼的事实，给坚决推行开来的。

时至今日，也没有人会怀疑太平军令行禁止的决心了。所以，为了子孙后代计而不得不主动冒出来投献家学渊源，就成为了他们这些旧属人士最后的一线希望了。

当然了，这也最初三支队的清乡运动中，那些世家大族背景下敢于跳出来的头铁和顽固分子，都在拉锯斗争当中逐一清理或是流放掉了，而剩下较为软弱和以妥协求存居多的缘故。

而这一切的源头，却是起始于襄阳当地曾经的头望之家、显赫大族，如今依旧衰败四散的杜氏当代族长杜宗儒；在《考成补充条令发布之后就来到了大讲习所中，请求捐出家中藏书并先人批注的手卷、文稿，约八千件/卷。

曾经有句老话“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就是形容有唐一代京兆韦度两家的显赫风光。其中韦姓家族居于“韦曲”，杜姓家族居于“杜曲”。没错，长安城外南郊的杜曲、杜陵等地名，就是因为杜氏族人聚居而得名的。

因为这两大家族毗邻相望，在朝在野各领风骚，史称“城南韦杜”。又因为两大家族多出王侯将相，世代与皇权交集，人称“离天尺五”。有唐一朝光杜氏出了8位宰相，其中贞观盛世的房谋杜断的杜如晦一门就五代为相。

而作为襄阳的分支虽然没有这么牛逼，但是也出过“文章四友”之首，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审言；一代诗圣杜甫；天宝年间在但罗斯战败后，开始游历欧亚非大陆，而写下《经行记》的古代第一人杜环。。。这样的名人大家。

因此世代治学、游宦的渊源下来，家中的藏书和历代族人、亲眷留下来的手迹、文稿也是蔚为可观的分量。其中更是不乏一些从未问世的孤本、绝稿。比如杜甫与李白书信往来文字，杜环撰写《经行记》的初稿手卷。。。

于是，这事一时间就闹得尤为轰动了。就连正在讲习所的周淮安也难免诧异起来，而特地就近召见了他一回；

毕竟，作为从小被现代教科书里李杜诗文所浸染和熏陶下的情怀，还是很难忍得住探究其中背后的故事；更别说那不后世已经随着断代而失传的《经行记》了，那可是盛唐情怀之下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然后亲见其人了，才发现这位也是个相当知趣和识时务的人物；居然在太平大都督设立襄阳没多久，就已早早将杜氏名下的田土家产，分给族人而就此别门立户城了许多小家，所以在后续清算当中就已然没他什么事清了。

既然有这么一个愿意配合的榜样和例子，周淮安也不介意让他得到一点好结果；所以第一份特批的聘用文书，就应在了这位杜宗儒的身上。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既是意外又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