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虽然是饿死的，但是他出身也并不低贱。李白太任性，不懂政治，好为酒言。按照今人所推崇的“成功学”理论来讲，这两个人都是不足学的，谁也不会愿意自己的儿子会像这二位一样，一个是苦求功名终身潦倒，一个是放浪形骸壮志成空，只留下一句句优美的诗篇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中国，诗文写得好曾经是可以换得官儿做的，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热衷于写诗填词做文章。久而久之，这作诗的活儿，也就成为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遗传病了。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们，为了要一舒自己胸中块垒，为了要讲真话谈真理，而就会因为那写诗填词做文章的事，以至于一不小心就弄丢了自己的脑袋。这种执拗的中国文人，古往今来是层出不穷。

都说现代白话诗是起源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元曲的流行，早就为白话诗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自由的歌唱是人类的天性，人类自由的歌唱则是诗歌的灵魂。

诗歌不是随便就能够产生的，那必须是在情感热烈需要爆发的时刻，那必须是在事件激荡需要突破的时候，中国人继“五四”之后，诗歌爆发的时代就要数文革后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期了。

一个民族被压抑的需要爆发了，就有了*诗抄的流行。个人的情感被压抑的需要爆发了，就有了八十年代以来各种所谓诗歌流派的兴起。

姹紫嫣红总是春，诗歌作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支奇葩，一直都是那么的绚丽多彩，虽然现在衡量一切成就的标准都落实到了货币这个人类社会的流行标尺上面去了，但是还是有着那么多的人在不计成本的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对于诗歌的追求当中。

对于诗歌及文学的追求，有些人换得了名利，但是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处在一种诗歌发烧友、文学发烧友的境界之中。但是，现代人类社会是有着三大社会流行病的，那类似于是流感和瘟疫，或者说那是文化的流感和瘟疫，那就是“消费主义”、“性解放”和“成功学”，拜金主义和追求享乐是这三大病症的致病病毒。

其实，每一个追求文学、追求诗歌的人，都恰如是一只翻飞在天空之中在自由歌唱着的云雀，欢乐，就是这些云雀们翻飞和歌唱的最大动力，获得欢乐，就是对这些云雀们最好的奖励。文人们，因为自己用生命在翻飞歌唱而欢乐。

没有这些广大的在文学领域、在诗歌领域里翻飞着并努力歌唱着的云雀们，也就不会有中国文学及中国诗歌的生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为这些翻飞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并努力地在自由歌唱着的云雀们鼓掌。

我身边的至亲都是*党员，我爱他们。

我不是*党员，但是我信仰并追求*的人生理想，我爱中国*所宣称要完成的事业，我对于社会生活所进行的鲁迅式的评论，是善意的善举。

面对那些个无理谩骂中国*的*党员，我就对他们说，对人说出恶毒攻击的言论，是为不仁；不能够主动去做力挽狂澜的事情，是为无勇；不能够当面指出弊病，是为不义；加入了一个群体却又对之离心离德，是为不忠；如果认为你所参与的群体是谬误和邪恶的却又不退出，是为不智；不退出也仅仅只是为了能够混碗饭吃，是为无耻。

文章只是写文章的人在自己写自己的墓志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人对我说，早年流行的《*诗抄》中有一句——鲁迅若然活到今，*前待沙头。你要小心了。

真要是那样，也没办法，听天由命了。我也是一只云雀，在天空中自由的翻飞、自由的歌唱，是我生命的本能，只有死亡才能够阻止我。

好了，接着展开我们的思考吧。

切莫先说人性，只说这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呢？

是在一颗小小星球之上疯狂裸奔着的一抔泥土吗？或许只是一种会自己穿衣戴帽的飞禽走兽？

我们是按照一种既定的原则在发展吗？那么，从目前人类社会的状况来看，这种原则又是在指向一个什么方向呢？

我们是一种热衷于劳作的动物呢？还是一种热衷于享乐的动物呢？

我们是理性的善的物种吗？我们是疯狂的恶的物种吗？

我们不断地在提问，我们也在不断的为自己找到答案；我们自称越来越睿智，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未知领域，却从来也不见缩小，反而是因为我们越探索，我们的疑问就会越多、越沉重了。

我们有限的生命，和那无限的认知，为什么要如此的纠缠在一起，生生世世的纠缠在一起，就好像我们人类只是这大自然鞭笞之下的在负重前行着的一匹骡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