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热的爱国者注定孤独无力。一面是自以为正义的复国抗战，一面是没有正当的身份，那么这个“国殇情结”将何以归宿呢？除了像一个怨妇一样的表演离骚再离骚，宜乎英雄气短，沉郁顿挫。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除了举大白，听金缕之外，恐怕还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如此情绪下，即便这些爱国士人的文章也都带着多多少少戾气怨恨沉郁顿挫的情绪病，其实都是给气出来的。那股强烈喷发的怨气得不到合理合法的释放和正当的表现，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允许想建功立业的壮士一个机会为国效劳，那就只好压抑着、积聚着、沉重着、抑郁着，适当时候抒发一下，糟蹋一些劣酒之后，再度渐渐压抑积聚沉重抑郁，周而复始。

于是一厢情愿的执著空想，自我吹嘘一种情感幻想便成了潮流，以此煽动后来人。它让你悲悲切切，心头堵塞，喉头凝噎，血压升高，但是不准许你反思国家本身的责任，不准许思考如何为国治疗。你只要表示爱的空洞感情就可以了，伤感，愤怒，忠孝，向现政府表忠心都好，但只许有激情膨胀，却不能有理性深度和基本常识。

读完这些作品，能把你鼻子气歪了，然而又让你无能为力。进而渐渐形成了病态愤青心理：莫名其妙的仇恨和戾气。大家就都躲在安逸处回避真相和现实，写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一类豪言壮语罢了，一面自我陶醉幻想“铁马冰河入梦来”，一面“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借此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但这种悲伤已变成了绝望之悲……

赵昺明白爱国绝对不可以空谈，尤其是在这危亡之际。这些不敢以彻底真实和痛切骨髓的深刻精神来反省和批判造成这样情势的原因，却遮遮掩掩，以痛国说爱国的文章，他以为起到的反作用是极大的。而那些东西却非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爱国精神，最多也只能够证明都是的懦弱无能和自己人压迫自己人的窝里斗而已，还会给众人留下一个难解的疑问：为什么所有的爱国者都被禁止去为国献身效力？是爱国忠君非法，还是爱国有罪呢！

文天祥虽然仗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却在沦陷区有极高的威望，可以说是士人抗战的一面旗帜。王炎午在这当口却要苦劝文天祥去死，想也是多年积压的愤懑之情稀里糊涂地喷薄而出。而跟风起哄叫好的人，赵昺以为他们除了糊涂之外，更大的可能是想从中捞些稻草借机出名，踩着别人的血向上爬，反正不论成败跟他们也没有多大干系，死的又不是自己。

可这些人此次算是打错了算盘，赵昺不仅需要文天祥活着，还要竖起一个士人抗战的标杆，借以改变现下之颓废虚伪之风气。而王炎午之流此时的言行明显是在与其唱反调，反面典型也就当定了……(未完待续。)